世人皆知1930年的中原大战，却鲜有人知这场战争中还暗藏着一个令人唏嘘的历史插曲。在陕西潼关，一个足以改变西北军命运的机会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溜走了。当时的西北军主帅冯玉祥，面对部下离心离德的困境，做出了一个看似合理却最终证明是致命的决定：让刘郁芬与宋哲元共同镇守潼关。谁能想到，正是这个决定，让西北军失去了最后的转机。究竟是怎样的矛盾，让两位昔日的战友反目成仇？为何刘郁芬会在关键时刻，宁可放弃潼关也不愿意让宋哲元立功？
世人皆知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失败，却不知在陇海路上，西北军曾布下一个精妙的口袋阵。1930年8月的一个清晨，驻守在陇海路沿线的西北军将领们正在为这个口袋阵的成功而欣喜，殊不知这将是他们最后的欢颜。
就在三天前，冯玉祥亲自部署了这个围歼计划。西北军主力在陇海路上设伏，准备一举吃掉蒋介石的精锐部队。当时，西北军第三军团司令李福林将军手握重兵，驻守在归德一带。归德是陇海路上的重要枢纽，西北军在此驻扎了两个师的兵力。
可谁也没想到，蒋介石此时已得到了西北军的部署情报。原来，一位名叫张钫的老同学，在徐州向蒋介石透露了西北军的军事部署。张钫不仅是蒋介石在保定速成学堂的同窗，更是西北军系统内的老人，对西北军的情况了如指掌。
8月15日，战事突然急转直下。蒋军在得知西北军部署后，立即改变战术，不但避开了西北军的主力，还从侧翼发起了猛烈进攻。西北军的口袋阵虽然给蒋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，但终究是被蒋军突破了防线。
更让冯玉祥始料未及的是，在陇海路战事吃紧之际，晋绥军主帅阎锡山突然下令部队撤退。阎锡山此时已经看出战局不利，便暗中命令驻守在陇海路正面的晋绥军向黄河以北撤退。这一决定犹如晴天霹雳，直接引发西北军的左翼暴露。
雪上加霜的是，西北军的后路也被切断了。在张钫的运作下，一批依附西北军的杂牌军纷纷倒戈。驻守在津浦路亳州的孙殿英，在收下五十万军费后，悄然撤出了防区。而在豫西一带，张钫更是发动了当地土匪，切断了西北军的退路。
到了8月底，西北军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。龙门失守后，杨虎城的部队更是直逼洛阳，西北军被困在了河南这个四面受敌的绝境之中。此时的西北军，就像一头受伤的猛虎，虽然依旧具有一战之力，但已经失去了翻盘的希望。
面对这样的困境，冯玉祥不得不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：命令部队向豫北、晋东南方向转移。这个决定意味着西北军不得不放弃多年经营的根据地，向外转进。然而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，一场关于潼关归属的争夺战，正在悄然酝酿。
1930年9月初，一封加急电报摆在了冯玉祥的案头。电报的内容让这位西北军的最高统帅瞬间面色铁青：吉鸿昌和梁冠英，这两位昔日的得力干将，已经宣布投靠南京政府。
这个消息的背后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瓦解行动。早在8月中旬，张钫就带着40万军饷秘密会见了吉鸿昌。在这次会面中，张钫以＂宁负私人，不负国家＂的说辞打动了吉鸿昌。事实上，吉鸿昌投靠南京政府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。
追溯到1929年4月，吉鸿昌在潼关自称＂开发西北总指挥＂时，就已经与西北军的老将们产生了嫌隙。当时的鹿钟麟、刘郁芬等人对这位来自宁夏的将领极为不满。在一次潼关会议上，鹿钟麟甚至趁机将其扣押。虽然后来在冯玉祥的调解下，吉鸿昌被任命为第11师师长，但他与西北军元老之间的裂痕始终未能弥合。
梁冠英的叛离则与1929年10月的一场军事失利有关。当时，因为孙良诚的诈降导致宋哲元被迫后撤，西北军遭受重创。在1930年3月的潼关会议上，冯玉祥对此事进行了严厉批评。会后，梁冠英就开始与张钫私下接触，商讨＂后路＂问题。
更令冯玉祥头疼的是，一些依附西北军的杂牌部队也开始蠢蠢欲动。万选才部下的宋天才、张治公部的王殿阁，以及赵冠英等人，都在张钫的运作下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条件。这些部队的叛离，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造成了连锁反应。
9月中旬的一天，樊钟秀在一次空袭中不幸身亡。接任的李万林立即转投南京政府，这个举动更是加剧了西北军的溃败之势。在津浦路方向，原本守卫亳州的孙殿英收下军饷后，竟在不声不响间撤出了防区。
这场人心散乱的戏码背后，是张钫精心设计的三步走战略。第一步是收买依附西北军的杂牌军，第二步是瓦解吉鸿昌、梁冠英所部，第三步则是策动豫西土匪切断西北军的退路。这个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张钫在陕甘豫地区积累的广泛人脉。
到了9月下旬，西北军的溃败已成定局。原本战功赫赫的吉鸿昌部和梁冠英部，此时慢慢的变成了了蒋介石的新部下。更令人唏嘘的是，这些曾经并肩作战的将领们，如今却要在战场上兵戎相见。西北军在失去这两支劲旅后，不得不在混乱中向豫北、晋东南方向退却。
就在西北军面临重重危机之际，潼关方向又传来了新的警讯。刘郁芬和宋哲元之间的矛盾，正在逐渐升级。这一条消息预示着，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等待着这支已经支离破碎的军队。
1930年10月初的潼关，一场微妙的权力博弈正在上演。刘郁芬和宋哲元这两位西北军的重要将领，虽然同在一个防区，却已经形同陌路。这种焦灼的事态的根源，要追溯到半年前的一次军事调动。
当年4月，冯玉祥为了加强潼关防务，特意调来了宋哲元部。这个决定让刘郁芬颇为不满。作为西北军的元老，刘郁芬在潼关经营多年，对这个军事要地了如指掌。而宋哲元虽然是冯玉祥的得力干将，却是后来加入西北军的。
1930年5月的一天，刘郁芬在巡视防务时，发现宋哲元的部队擅自调动了阵地。这件事引发了两人的第一次正面冲突。刘郁芬认为，宋哲元此举是对自己指挥权的挑战。而宋哲元则辩解说，这是为了应对敌军的新动向。
6月中旬，两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。在一次军事会议上，宋哲元提出要调整防区分工，建议由他的部队负责潼关东段的防务。这个提议立即遭到刘郁芬的反对。会后，刘郁芬甚至致电冯玉祥，要求明确指挥权限。
到了7月，形势变得更复杂。宋哲元在没有通知刘郁芬的情况下，私自与杨虎城部队进行联络。这个举动让刘郁芬更加警惕。要知道，杨虎城此时慢慢的开始倾向南京政府。宋哲元的这一举动，在刘郁芬看来无异于与虎谋皮。
8月的一个夜晚，刘郁芬的亲信张德山带来了一个重要情报：宋哲元已经秘密派人去徐州与蒋介石的代表接触。这一条消息让刘郁芬陷入了两难境地。如果将这个情报上报给冯玉祥，势必会引发军内的混乱；如果不报，万一宋哲元真的投敌，后果更是不堪设想。
9月初，宋哲元突然提出要扩大防区范围，理由是要应对杨虎城可能的进攻。刘郁芬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。就在当天晚上，两人的部队在潼关城内发生了小规模冲突，所幸及时得到控制。
10月上旬，形势急转直下。杨虎城的部队开始向潼关施压，而南京方面也加大了对宋哲元的拉拢力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刘郁芬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：宁可放弃潼关，也不能让它落入宋哲元之手。
这个决定的背后，是刘郁芬对形势的清醒判断。他深知，一旦让宋哲元控制了潼关，这个西北军的咽喉要地就非常有可能落入敌手。而放弃潼关虽然会暂时失去战略要地，但至少能保住西北军的这支主力。
就这样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刘郁芬悄然率部撤出了潼关。这个决定，为接下来的戏剧性一幕埋下了伏笔。谁也没想到，宋哲元在失去了刘郁芬这个＂监视者＂后，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。
1930年10月15日的深夜，潼关城内一片忙碌。宋哲元的部队正在紧急转移，大批军需物资被装上马车，向山西方向运送。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，让许多人始料未及。就在三天前，宋哲元还在城头巡视，对部下说要死守潼关。
事实上，宋哲元的这一决定与当天上午收到的一封密信有关。这封来自张学良的密信中提到，东北军即将对晋绥军展开攻势，建议宋哲元及早做出选择。面对这一条消息，宋哲元当即召集亲信开会，决定趁夜色撤退。
撤退的路线早已规划妥当。宋哲元的部队分成三路：主力沿着同蒲路北上，辎重部队走山路，一小部分部队则留守城内作为掩护。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引起注意，撤退行动从午夜开始，队伍携带简单装备，连重炮都被掩埋在城外。
10月16日凌晨，当第一缕阳光照射到潼关城头时，杨虎城的前锋部队已经抵达城下。他们惊讶地发现，城内竟然毫无抵抗。留守的小股部队在打了几枪后就投降了。城内的军需物资虽然大部分被运走，但仍有不少弹药被遗留在仓库中。
宋哲元的撤退路线显示出他的军事才能。他没选西进陕西，而是北上山西。这个选择有两个考虑：首先，山西地形复杂，便于部队隐蔽行军；其次，他与晋绥军有旧交，可以寻求庇护。
撤退途中还发生了一个插曲。在经过河津渡口时，负责运送辎重的部队遭遇了土匪袭击。这些土匪原本是受张钫指使要拦截西北军的，但是没有想到遇上的是宋哲元的部队。一番激战后，土匪被击退，但也暴露了部队的行踪。
10月18日，杨虎城得知宋哲元退往山西后，立即派出骑兵追击。但宋哲元早有准备，在沿途设置了多处伏击点。在芮城附近，杨虎城的骑兵遭到重创，不得不放弃追击。这场遭遇战的胜利，为宋哲元赢得了宝贵的转移时间。
到了10月20日，宋哲元的部队终于抵达临汾。当地驻军司令张福远虽然对这支不速之客颇为戒备，但碍于阎锡山的面子，还是接纳了他们。就这样，宋哲元暂时在临汾站稳了脚跟。
宋哲元的这次退走，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，也影响了整个西北军的格局。潼关的失守，意味着西北军失去了最后一个战略要地。而宋哲元本人，也由此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。
这次行动中最令人称道的是宋哲元的时机把握。他既没有像其他将领那样直接投靠南京政府，也没有固守孤城以至于全军覆没。而是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：带着部队暂时退居山西，等待时局变化。这个决定，为他日后的东山再起留下了余地。
1930年10月底，冯玉祥站在绥远包头的城头上，遥望南方。此时的西北军，已经在连续的打击下分崩离析。继潼关失守之后，豫北、晋东南等地也相继陷落，曾经显赫一时的西北军，如今只剩下几支残部在内蒙古地区苦苦支撑。
在绥远，冯玉祥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：他的嫡系部队只剩下不到三万人。这支部队中，有鹿钟麟率领的第四军残部，有刘郁芬从潼关撤退的部分人马，还有一些从河南辗转北上的零散兵力。
11月初，一个更为不利的消息传来。张学良已经与阎锡山达成协议，东北军将出兵山西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，西北军失去了最后一个可能的退路。此时的形势已经很明显：东有东北军，南有中央军，西有杨虎城部，北面则是茫茫戈壁，西北军已经被围困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内。
11月5日，驻守大同的高双成宣布投靠南京政府。这一条消息传来时，恰逢冯玉祥在包头召开军事会议。会议刚开始，又一个坏消息传来：负责守卫集宁的孙良诚也发来电报，表示难以继续坚持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冯玉祥不得不考虑最后的退路。11月8日，他命令部队开始向北转移。这次转移的目标是归绥（今呼和浩特），那里还有一些友军可以依托。但就在转移途中，又发生了一件意外：负责后卫的张维玺部在经过托克托时，遭到当地土匪的伏击，损失惨重。
11月中旬，寒风开始在蒙古高原上肆虐。此时的西北军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刻。由于补给线被切断，军队只能靠就地征集来维持。很多士兵穿着单薄的夏装，在零下的温度中行军。一些部队甚至不得不宰杀战马充饥。
11月20日，归绥方向传来了最后一个打击：原本承诺接应的蒙古军阀，突然改变立场，拒绝接纳西北军。这一条消息传来时，冯玉祥正在察哈尔边境的一个小镇上。面对这个局面，他只能命令部队继续向北推进，希望可以在更远的地方找到栖身之所。
到了11月底，西北军的处境更加艰难。东北军已经占领了多伦，切断了西北军向察哈尔转进的可能。而南面的中央军也在步步紧逼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基层军官开始带着士兵脱离队伍。
12月初，在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后，西北军的主力已经所剩无几。一些部队被迫向南京政府投降，一些则散入当地，还有一些则选择了更远的地方。至此，这支曾经叱咤风云的军队，终于在北方的风雪中走向了终点。
在绥远的最后时刻，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细节是：当年追随冯玉祥北伐的一些老部下，如今却站在了围剿西北军的阵营中。这个现实，或许最能说明这支军队最终解体的必然性。
